盆景

最近很忙。一方面是因为考试，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

考试是日语能力考试（JLPT）。今天上午考的，最近的忙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备考。

我发现自己有“考证癖”。上大学时，宿舍里买了电脑，别人都在忙着打游戏，我却开始准备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并先后过了2级和3级。后来对图像处理产生了兴趣，又去考了Adobe公司中国认证设计师（ACCD）。去年在单位开始学习日语之后，又报了日语能力考试的名。这些行为可以解读为爱学习，不过NCRE和ACCD的证书对我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是花费金钱和时间换来的废纸。现在考日语能力考试，也是兴趣和尝试的心情多于实用价值的考虑。不考虑价值，只是为了考而考，这不就是癖吗？

工作忙，一是因为业务管理越来越严格，压力越来越大，要想完成各项要求和标准，就要付出比以前更大的努力；二是因为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工作量很大，已经连着加了半个月的班。

关于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在Blog上说起了。不说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对于一项已经干了三年多的工作，感觉有些麻木了。每天都差不多，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就不说。只发影评。近来因为看片儿的时间也没了，影评也发得少了。

以上是对近来本博更新频率变低的解释。

金风送爽，层林尽染，又到了赏红叶的时节。猪猪和我想去京郊赏红叶，去哪里是一个问题。香山固然有名，可是已经人满为患，我们便把目光投向别处。在网上搜寻了一番，发现长城脚下的红叶岭不错，属于京城附近赏红叶的好去处之一，又没有香山那样闻名遐迩，也就没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于是这个周六，我们去了红叶岭，看到了长城的雄奇与红叶的烂漫交相辉映的美景。

德胜门有直达红叶岭的919支线。正常的话，1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由于是周末，又是赏红叶的最佳时节，即便是不那么出名的红叶岭，停车场也是车满为患。距离停车场还有一段距离，车就走不动了，司机便让乘客下车步行过去。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入口。门票25元。买票，检票，开始攀登。

红叶岭有好几处观景台，都分布在一个山坳中，游览一圈基本上就是在山坳中绕了一周。

下面是几张沿途拍摄的照片。

下面两张是在最佳观景点之一——回音壁拍摄的。所谓“回音壁”其实就是一段长城的城墙。城墙是不开放的，不过可以看到这一段长城正在被修复中，也许将来会开放。

这是一段名为“赤道”的路，取其路两边都是红叶之意。这一段路途平缓，景色宜人，是游览过程中最舒服的部分。

猪猪说：要是漫山都是红叶就更好了。我却觉得，这样红、黄、绿杂糅，才更有层次感，更显出红色的娇艳来。

在另一处最佳观景点——腾龙台拍摄的长城。不管它当初是为了什么而修建的，长城的存在的确是一个雄伟的奇迹。

红叶岭脚下，是有着历史意义的青龙桥车站。1905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了这个车站和著名的人字形铁路。詹天佑先生及其夫人也安葬在这里（1982年从海淀万泉庄迁移到此）。

最后，以一张本人在人字形铁路上的背影作为此篇简单游记的结束。

说明：
1、文中所有照片均为猪猪拍摄。
2、拍摄用相机为Sony T77。
3、照片经过Photoshop的自动对比度和自动色阶处理。

今天，去了圆明园遗址游玩，可是却把心情搞得非常沉重。

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三园组成，统称为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所毁之后，如今只剩下遗址供人瞻仰。公园门票10元。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遗址，因为当年是石质建筑，残留了较多遗迹，所以进入参观还要另外再交15元。

西洋楼曾是一座西洋风格的皇家园林，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包括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景致。如今已是满目残破，遍地皆是散落的石料，再不复当年的胜景。残留比较完整的只有大水法跟前那座已经成了圆明园标志性建筑的拱门。众多游人在各处残骸跟前拍照。中国人向来喜欢在景点拍摄“到此一游”式的照片，在这里也不例外。拍照的人们，脸上是习惯性的微笑。不知道他们身后的废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民族的耻辱记忆，麻木不仁的猎奇心理，还是事不关己的超然心态？

当年，英法联军离开之后，惨遭破坏的圆明园又遭到国人的多次洗劫。先是趁火打劫的土匪和强盗。之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各显神通，从园子里偷运出未被破坏以及尚且完好的宝物和器皿，甚至有人用筛子去筛散落在尘土中的细碎宝物。1900年，圆明园再遭八国联军劫掠。之后，我们亲爱的同胞们甚至连园中的树木都不放过，好木材拉走卖掉，差一些的就地烧成木炭。军阀时期，圆明园成为各路大帅们的免费“建材城”。日占时期，这里更成为开荒种地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之后，圆明园也没能在文化革命的洪流中独善其身，遍体鳞伤的她又一次遭到蹂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照片显示，西洋楼的很多建筑在那时还保留有主体结构或者残存着较多的石料，而现在所见的已是面目全非。可以想见，百余年间，在这里发生过的那一幕幕“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现在，北京大学、中山公园等处散落着不少圆明园流出的石料和碑刻，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50年，世事变迁，物非人是。圆明园仿佛一条深深的伤疤，150年前被英法联军的暴行所伤，又在150年间被国人的劣行一次又一次揭开，直到现在还在滴着血。

4号那天，坐火车回北京。在车上看到的一幕有些意思。

坐在对面的是一对带着一岁多孩子的夫妇。旁边有人抽烟，丈夫说：“你别在这儿抽烟行吗，这有孩子。”抽烟之人置之不理。妻子大声道：“别抽了！车厢里不让抽烟不知道吗？这么大人了怎么那么不自觉？一点儿公德也没有！”妻子的怒斥起了作用，那人把烟熄了。看到这里，不禁对这对夫妻肃然起敬。

不一会儿，小孩子要撒尿，夫妇二人抱起孩子就要在座位跟前解决。我急忙收起腿。幸好是虚惊一场，我的脚底下没有变成小便池。

于是很想跟那对夫妇探讨一下公德的问题，不过一想到刚才妻子的泼辣劲儿，还是作罢了。

不过，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所谓“公德”是一柄双面的利器。用在别人身上是矛，用在自己身上是盾。虽然自相矛盾，可是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岂不快哉！

昨天中午与几个朋友吃饭，席间相谈甚欢，一时忘乎所以，回到单位门口猛然发现钱包不见了。只有两种可能：落在饭桌上，掉在出租车里。向同归的H和S借了打车钱，赶紧回到饭馆，经过一番询问和查找，结果是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钱包掉在了出租车里。可是没有要发票，也没留意车号和公司。我的钱包，那时那刻正在一部出租车的后座上，却不知行驶在、或者拥堵在哪条路上。

钱包里钱没有几块，但是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这两样东西在一起，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开始忙着挂失。挂失信用卡需要扣50块钱，没办法，认了。挂失借记卡不用交钱，但是电话里只能口头挂失，有效期15天。可以，先挂失了，其他的以后再说。又去借出户口卡，开了证明，去花园路派出所补办身份证，交了40块钱，15个工作日后取证。

办好之后，回到办公室坐下，喘息未定，接到电话，说丢失的钱包被出租车司机送回，正在收发室，速来认领。那时的我，感觉恍如一梦。急忙赶到收发室，司机师傅还等在那里，说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来的。收下钱包，为了表示对耽误时间特地送来钱包的师傅的感谢，拿出仅剩的50块钱说师傅拿着买包烟抽吧。师傅离开，往回走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很可笑，忙活了一下午，最终又回到了起点。不是没想到会遇到好心的司机，但是因为不能寄希望于此，所以赶紧办理了挂失和补办。却在办妥之后，司机师傅姗姗而来，将钱包施施然交回到我的手上。确切地说，并不是回到起点，因为用去了100多块钱，而手上的身份证和信用卡已经是作废了的。

想起赶往收发室的路上，遇到S，说起在挂失了银行卡、补办了身份证之后失而复得的钱包，他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嘛。顿时，一股人生感油然而生。的确，所谓人生，不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玩笑，玩好了娱己，玩不好娱人。在S的点拨下，我从失而复得的钱包里，参透了看似玄妙、实则简单的人生。

昨天晚上与猪猪一起去北展剧场看了郭德纲“从艺20周年系列专场”之“我字系列专场”演出。谈几点感受：

1、我们买的是600块钱两张的联票，座位已经在35排了，基本上是剧场的最后了，好在还算居中。不过演员的五官是看不清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定现场感的，这种现场感来自于周围观众的笑声、掌声和台上台下的互动，这是看电视、看视频、听音频所无法获得的体验。观众中真有特别爱笑的，我觉得没什么好笑的地方，也有人笑得合不上嘴。确实，那种氛围让人很容易跟着笑起来，很多郭多次使用、我已经耳熟能详的包袱我也跟着笑了，确实有种不一样的感受。

2、尽管票价不菲，上座率却相当高，北展剧场大概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基本上可以说是满座了。从西直门地铁站到剧场的一路上，没断了被票贩子询问是否卖票或者买票，可见票务市场还不错，郭的票房号召力还是很高的。

3、郭德纲演出的是《我要反三俗》《我是科学家》和《我要旅游》三个段子。跟以前听过的相比，有了一些重新的加工，现场效果都不错。他的“我字系列”一共有10段，还有两个专场。

4、曹云金、刘云天和何云伟、李菁这两对人气比较高的搭档没有出场，倒二是高峰和栾云平。也许他们会在别的专场出现吧。感觉有点儿遗憾，因为我十分想见李菁。说是见，其实上场了也看不清。散场的时候我们想往前凑凑，看看郭的相貌五官，可是人家很快地下了台。

5、郭的嗓子确实好。唱的时候激昂慷慨、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获得满堂彩。我估计没有话筒，他的声音也能充满整个剧场。

6、觉得票虽然不便宜，但还是挺值的，毕竟一个晚上四个小时，笑声不断。用相声演员的话说，真是把烦心事都忘了。不过笑过之后，还得该干嘛干嘛去。

名字起得有点儿大，实际上就是去了一趟书店而已，可是确实挺有感触的。

下午无事，便去了家附近的纸老虎，在书店里消磨了半天。

一进去便是杂志区。我买过、看过的杂志委实不少，当初还在本博上盘点过我看过的杂志。现在时间紧了，精力少了，各种杂志已经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这一次这么大规模地与它们相遇，竟有种老友重逢的感觉。《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摸着这些杂志的封面，把它们捧在手里翻看，心里暖暖的。习惯性地翻到版权页，看看熟悉的记者和编辑还在不在，回想起当初因为看到某个记者写的调查报道而心绪难平的日子，感觉似乎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而看到《电脑爱好者》的版权页上编辑队伍的人员变动对我来说更有着不同的感触，当年我可是差一点儿就成了这家杂志的编辑了呀。现在，上面的人已经是我不认识的多于认识的，于是又多了一番物是人非的感慨。

在影视区那里也很是惆怅了一阵子。货架上摆着的电影不少是我不同时期看过的，它们让我有种因熟悉而产生的踏实感。那些早年间看过的片子更是让我的思绪不可阻挡地回溯，试图回忆起看每一部片子时的情景。有些电影由于看的时间太久远，情节和人物已经淡忘了，只记得观影时的感受和心情，然而恰恰是这些最能触及心灵。有种冲动，想要把这些已有些陌生的片子全都重新回顾一遍，当然不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这种感情与实际的矛盾让我有种无力感，甚至是一种哀伤。因为无法重来的不仅仅是这些电影，还有初次看这些电影时的心情，以及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

偏偏书店里放的音乐这边是许巍，那边是《琵琶相》，这分明是要让我的心滴出泪来才罢呀。

小区便利店门口有两个供小孩子坐上去之后前后摇摆，同时有音乐伴奏的木马式玩具。生意不错，总有父母带着孩子坐，孩子在上面摇啊摇，父母就在旁边等着。音乐的声音很大，我在家里也能听得很清楚，都是有20年以上历史的老儿歌，比如《黑猫警长》《采蘑菇的小姑娘》《蜗牛和黄鹂鸟》《种太阳》等等。

突然想，这些父母们带着孩子去坐，是为了让孩子高兴，还是为了自己去怀旧呢？

我注意到两种习惯。

一个是关于公交车刷卡。

北京实行公交卡有两年多了，现在北京常住人口可能已经人手一卡了吧。以我的观察，已经很少见到买票的了，几乎都刷卡。公交车有两种：一种是按里程计费的，需要上车刷一次卡，下车再刷一次；一种是全程一个票价的，只需要上车刷卡，下车不用刷。于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下车的时候究竟该不该刷卡，即便是现在还是经常有人问售票员或者身边的人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两个办法：一个是下车门没有刷卡机的，下车就不需要刷卡，否则就需要刷；一个是上车刷卡时看一下刷卡机的屏幕，显示扣费的就说明下车不用再刷了，显示0的就说明没扣费，只是进行了记录，下车需要刷卡来完成扣费。

我相信问下车需不需要刷卡的人们不是真的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而是懒得去想。很多人从来不愿意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张口就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让我理解不了、也不愿意理解的习惯。

还有一个关于乘坐电梯的习惯。

我们都知道，电梯到达某一层时，往往指示屏上显示的楼层早已变化，门却迟迟不开。这是因为需要等完全停稳之后才会开门，以保障乘梯者的安全。这时经常有人会去按开门按钮，有的还显示出很焦急的样子。我想不通他急什么，很可能他刚刚用了5分钟等待从8层到7层的电梯——他真急吗？

与此相对应的，很多人等电梯时也有一个多余的习惯。电梯到达我们等候的楼层时，开门之前，呼叫电梯的向下按钮或者向上按钮就会熄灭。这时常常会有人去将它们按亮，亮了一下之后又会熄灭，于是再按，再亮，再灭……直到门开。

这两个关于电梯的小习惯跟堵车时狂按喇叭的习惯如出一辙，只是不像后者那么扰民。我觉得这样的习惯暴露了这些人的焦躁和缺乏安全感。我不是心理学家，我只是在不负责任地猜测。

网上的一个帖子里提到了《黑太阳731》这部电影。问起LP，居然没看过，在我小学时学校可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组织学生们观看的。看过之后，爱国之情以及对日本的仇恨未见得增加了多少，可是片中那个女人手臂上的皮肉被一撕而下的镜头、那只猫被群鼠咬得血肉模糊的场景却令我记忆犹新。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很黄很暴力的电影居然会堂而皇之地组织孩子观看，虽然不能说我性格中的暴戾成分可以归因于它，但是或多或少的影响肯定会有的。在香港，这部影片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香港实行电影分级制度之后第一部被划为三级的影片，也就是说它是香港第一部三级片。

这样荒谬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当年媒体很担心《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过于暴力，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殊不知我们自己的《黑猫警长》《葫芦娃》里暴力血腥的镜头比比皆是。《黑猫警长》有一集说的是新婚的螳螂妻子吃掉了自己的老公，动画片对于这个过程有着很直接的表现。于是，这样“少儿不宜”的内容就披着科教的外衣走进了孩子的心里，就像《走近科学》披着科教的外衣演绎着荒诞的喜剧一样。

还有。红领巾被说成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知道其用意是好的，想要告诉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当年，这句话带给我的想象是烈士死了以后，他们的血被收集起来，装在一个缸里，一条条白色的半成品红领巾在里面浸泡，被染成红色，然后发给各个小朋友，戴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样的想象每每让我不寒而栗。

不知道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这些荒谬是否还在。也许少了些，可是由于类似的荒谬实在太多，很难完全清除干净的吧。